黄天骥：七十载治学路九十年中大情｜百年中大·大先生

来源：羊城晚报•羊城派时间：2024-11-09 11:24:34

【人物档案】

黄天骥，广州人，现年90岁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出版有《黄天骥文集》十五卷及《唐诗三百年》等。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。获“全囯模范教师”“国家级教学名师”“全国戏剧文化奖戏曲教学与研究终身成就奖”“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”等称号。

【心中的“中大精神”】

“头啖汤、人情味”是中山大学精神的内涵所在。“头啖汤”指的是中大师生敢为人先、勇于创新的精神。“人情味”指的是教师之间、教工职员与教师之间、师生之间，都充满了人情味。

走进中山大学中文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堂正中镌刻的对联“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，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”。这副对联，出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之手。它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历史的凝聚和品格的写照，也是黄天骥毕生的追求与志趣。

2015年，黄天骥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主讲中文系专业导读学术讲座——“中国戏曲”主题讲座。图源：中山大学中文系

治学：融会贯通，与时俱进

自1952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，1956年毕业选择留校任教，直到85岁退休，黄天骥一直学习、工作在中大，从未离开。回忆自己在中大的这些年，黄天骥笑言：“我读书的时候很调皮捣蛋，当老师以后也是‘没大没小’的，在学校哪个都不怕。”

黄天骥走上戏曲研究的道路，与他“顽皮”的性格有关。大学三年级的戏剧史课，由戏剧学家董每戡教授负责讲授，那时他留着八字胡，样子颇为威严。一日下大雨，先生上课迟到了，黄天骥朝门口一望，见老师还没来，他便走上讲台，驼着背、弯着腰，擦擦鼻下的“胡子”，学起了先生上课的样子。他学得惟妙惟肖，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，却不想一回头，发现先生正站在门口盯着他看，也不作声。黄天骥心中忐忑，下课后果真被留堂，却不是挨批。先生没有责怪，反而对他说：“我看你的模仿能力不错，研究戏剧合适，以后多跟我讨论，好吗?”

这一句话，将黄天骥领进了戏曲研究的大门。师从董每戡和王季思两位教授，黄天骥的戏曲研究在舞台实践和文献考辨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。他认为，剧本不仅仅是案头上的东西，研究戏曲应当打通文本和舞台。对于治学，黄天骥强调“融会贯通”。他的学术道路走得很宽，“戏曲为主，兼学别样”，不仅戏曲，对诗词他也深有研究，还写了50万字的《周易辨原》。在黄天骥看来，不同艺术门类的研究虽有诸多不同，但亦不乏相通之处，一旦打通了，就能事半功倍。写作方面亦是如此，诗词歌赋、古文散文，黄天骥均有涉猎;撰写学术论文，则往往能做到学术性、可读性兼具。“有博士生给我总结，黄老师写的学术论文，八分是研究学术，两分是散文。”黄天骥说。

与时俱进、精益求精也是黄天骥一以贯之的态度。谈及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他谦称：“都不满意是真的”。多次推翻自己的论文是常有的事，单是研究《长生殿》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这50年，黄天骥就前后发表了四篇论文。一篇写完了，过一两年回看，觉得不对，便再写;过一段时间再看，还觉得不对，便又写。如此一来，同样写《长生殿》，四篇论文却皆不相同，在不断修正中前进。“也许我第五篇还要推翻第四篇，因为问题是越研究越深刻的，并不是一下子看得明白。”

从教：以身立教，首倡“百篇”

“融会贯通”的学术理念，形成于黄天骥的大学时代。“我就是受了各方面老师的影响，然后再努力去试着融会贯通。”董每戡、王季思、詹安泰、容庚……这些教授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令黄天骥终身受益。这使他格外提倡“转益多师”，也使他逐渐明白了如何当老师、如何因材施教，应当用什么胸怀对待学生。

黄天骥活跃在教学一线近70年，一直真心实意地关心学生、全心全意地帮助学生。他对学生一视同仁，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结合起来，在业务上要“胡思乱想、胡说八道”，敢于提出和老师不同的意见。同时，他非常注重课堂教学，2000年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落成，黄天骥以66岁高龄主动请缨，常常来回奔波四五个小时，跨校区给本科生授课;2013年，年过八旬的他曾因学生的一句“意犹未尽”重回讲台，讲授为期半年的古代文学鉴赏课程，无数师生慕名而来。

以身立教，为人师表，莫过于此。正如黄天骥的学生刘红娟在文章中写的那样：“黄老师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们应该怎么做人，应该怎么跟学生打交道。但是，黄老师谦和、真诚、关心学生，(这些问题的答案)已经在他身上有了最好的诠释，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从教多年，黄天骥对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改革也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86年，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黄天骥在中文系试行“百篇作文”制度。新生进中文系第一年，人人都要写100篇文章，体裁不限，字数不限，但要纳入学分;所有老师也都要参与，每人指导一至两个学生。这一试行，就实行了整整36年;如今中文系仍在推行的“强化写作训练”，也正脱胎于此。

“百篇作文”的缘起，要追溯到1982年。彼时，黄天骥经过摸底发现，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事工作，几乎都离不开笔杆子;但不少学生一进大学就“松了弦”，甚至有研究生连信封都写不好。“中文系的学生，无论做教师、做记者，还是做秘书、做官员，笔头功夫都是基本功。”

于是，秉承着“笔头必须练，打好基本功”的想法，1982年到1985年，黄天骥进行了多种方法的试验：头一年安排学生毕业前全部到中学去教书，第二年要求一年级学生读100本书并写心得，1985年又因机缘巧合为学生争取到了与戍边战士结对写信的机会，后结集出版了《同龄人两地书》。但是这些方法要么受到外界阻力，难以为继;要么对学生写作能力提升有限;要么出于特殊机遇，不可持续。最终，在大量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，黄天骥拍板了“百篇作文”的方法。

后来的实践证明，“百篇作文”不但切实锻炼了学生的笔头功夫，还有利于老师增加对学生的了解，更好地因材施教，还大大促进了师生关系。“百篇作文”走过30余年，早已成为了中大人之间的精神纽带，成为了中文系的一面旗帜。“如果一定要赋予‘百篇’什么意义的话，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它见证、记录了一位初入大学的懵懂少年一年的挫败与成长、悲欢与苦乐，它不期然地成为了一个人的生命中这一阶段最宝贵的史料。”2016级本科生李浩如是表示。